新华网上海2月16日电（叶健、许晓青）过年给红包是中国的传统习俗，红色显得喜庆，“压岁”又与“压祟”谐音，再包上点钱，里子面子都有了。但是近年来，红包却越来越成了人们过年的负担，春节变成了“春劫”。
在37岁的上海白领顾怡华的记忆里，当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收到的红包一个5元左右，每次都回家交给父母存在一个肥猪储蓄罐里，由长辈决定压岁钱是买文具或是买零食。“时过境迁，亲友之间拜年，给别人的孩子发红包成了很重的负担，实在承受不起。”
红包作为一种传统，本意是为了给晚辈带去新年的祝福。清代吴曼云在《压岁钱》中写到，“百十钱穿彩线长，分来再枕自收藏。商量爆竹谈箫价，添得娇儿一夜忙。”可见古人的压岁钱是给晚辈买点爆竹、玩具零用，压岁钱和“巨款”是沾不上边的。
同时，古人是以乡村家族群居为主，都是一家人，往往是有钱的多给，没钱的少给。而且随着红包的你来我往，经济账基本也能做平，对大家的经济压力也不大。
但是，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，红包的“价码”也在与日俱增，很多人将感情的深浅与红包的厚薄挂钩。这样一来，多数人出得多入得少，喜庆的背后失去了经济的平衡，美好的民俗变成了沉重的负担。
有网友坦言：“红包膨胀太快了，不仅追上了自己的收入增长，更追上了CPI，孩子之间也相互攀比，感觉红包有点变味了。”
更需要警惕的是，现在红包甚至演变为腐败的工具名义上是包给小孩的红包，实际上是曲线给家长“好处”。一位退休干部说，以前春节时孩子甚至能收几万元的压岁钱。
在“变味”的红包下，少有人会成为受益者。要跳出这个怪圈，既需要观念的改变，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。
在理念上，不妨参考香港人的经验。香港人程小姐告说，新年开工时，上司、老板都会派送开工“利是”，金额一般在10港币到20港币，多的也就一两百港币。亲朋好友间红包的金额会大点，不过几十港币也很正常，有钱人才会给几百港币。“因为每个人都会收到红包，然后就用拿到的红包来派。”这种不包大红包的习俗，人人沾喜气的同时，也不造成大家过多的负担。
中国民俗学会理事田兆元认为，红包“异化”起初适于一种从众心理，后来变成了攀比风和“面子”问题，甚至成了某些领导干部收受贿赂的一个路径、一种借口。不能让春节红包变成变相腐败的工具。在全社会倡导红包“瘦身”正当其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