奥康郑秀康与一双儿女的柔性交接班

　　5年前，在面对媒体时，郑秀康年长的女儿郑莱莉风头更劲。她几乎包揽了所有问题的回答，私下里，媒体记者在集团内部人士中间的追问从来没有停止：女儿与儿子，到底谁会接班？

 　　比起5年前的亮相，在温州鞋企康奈集团30周年庆典上出现的郑莱毅举手投足间神情淡定，有问必答，回答切中要害，滴水不漏。

　　可以断言的是，64岁的创始人郑秀康已经取得了他交接班第一步的胜利。

　　5年前，在面对媒体时，郑秀康年长的女儿郑莱莉风头更劲。她几乎包揽了所有问题的回答，私下里，媒体记者在集团内部人士中间的追问从来没有停止：女儿与儿子，到底谁会接班？

　　没有答案。

　　被问及的人士大都保持沉默，或者语焉不详。郑秀康当时的布局，少有人能够解读清晰。

　　女儿的“扶上马”

　　12年前，刚刚从天津财经学院毕业的郑莱莉，被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录用，月薪5000元。从实习期就崭露头角的郑莱莉，被看作是一名潜力员工。

　　在深圳市人均月薪为1500元左右的1998年，郑莱莉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了自己，年轻的毕业生颇有成就感。

　　郑秀康坐不住了，他亲赴深圳，与女儿面谈，希望她回到温州，在家族企业中工作。

　　郑莱莉的第一反应是拒绝，她向父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“在工厂我看不到未来，在这里我已经看到了”。

　　郑秀康对此早有打算，他告诉女儿：“在这里，你再有未来，也只是一名员工，到康奈，你是经理。我不是老传统的人，不是所有财产都是儿子的，你给弟弟打工，将来会给你股份。”

　　学财会出身的郑莱莉很直接，她随即问了父亲一个更尖锐的问题，“你给多少股份？”

　　说到底还是“大局问题”、“家族问题”。但眼前这些问题，让郑秀康明白，交接班的道路是一个长途之旅。

　　女儿初中的暑假，对于郑秀康来说，是记忆中很漫长的日子。和普通女工一样，郑莱莉总是坐在路边，学各种制鞋的环节，郑莱莉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说，做鞋的280道工序，她逐一学过。

　　这个娃娃脸的小女孩，甚至被前来检查的当地劳动局的工作人员认为是“童工”。“要让她知道，钱是怎么赚来的。”郑秀康坚持让女儿多“劳动”，他和女儿的交流，就是这些看上去做也做不完的“劳动”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郑秀康成功将女儿从深圳接回温州，第一个月，郑莱莉的薪水2000元，做的是比较基础的生产线工作。

　　很快，郑莱莉成为副组长、营销经理，后来又成为父亲的助理，“带着干、帮着干、看着干”，郑秀康总结他培养两个孩子的过程时说，此时的郑莱莉，正式进入被“带着干”的阶段。

　　后来，郑莱莉的角色相继有集团副总裁、营销总经理等等，整个过程中，父亲的“隐形之手”一直在她身后。
 
　儿子的“带着干”

　　从海外学习归来的弟弟郑莱毅，在康奈集团扮演的角色，是主管产品研发，后来升任为集团总经理。

　　郑秀康太清楚中国家族企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，儿子本来不想接班，在父亲的要求下不得已选择接班。父亲为了能够让儿子接班得更顺利，往往会采取牺牲企业原有制度的方法，过早地交出经济大权和人事大权，看似帮助儿子获得了威信，实际上由于儿子在经营企业上还不成熟，这样的方法是在企业里埋下了危险的种子。

　　“我说的不算数，我没有威严。”许多接班人这样抱怨，会让创始人方寸大乱，做出错误决定。

　　“换一个人对于他们(接班人)来说很轻松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却要考虑很多因素。”郑秀康举例说。

　　他跟儿子明确提出，要讲究权力移交的方法，哪些事情该做，哪些事情不该做，要清清楚楚。

　　一位高管找郑秀康批示，恰巧郑秀康不在办公室，他转身进了郑莱毅的办公室，要求郑莱毅签字，“你也是股东，你爸爸不在，你就批给我吧。”

　　郑秀康拿着这份签了郑莱毅名字的批示，狠狠地将儿子批评了一顿。“制度要定下来，哪个是总经理批的，哪个是董事长批的，将来对你也有好处。”郑秀康告诉儿子。

　　郑莱毅渐渐明白父亲的苦心。父子俩的默契也慢慢形成了，现在，总经理的人事权和财务权很清晰，每年的收益情况也“公事公办”。“利润要是少了百分之五，总经理就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就会去总结经验了。”郑秀康说。

　　而在郑莱毅那里，对外，他对父亲的称呼从来都是“董事长”，可以窥见父子两人对于权力的界限有着明确的认识。

　　“接班不是改革，接班是过渡。”郑秀康一再强调，要缓步调整，控制风险。他并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究竟什么时候“全身而退”的问题，毕竟，这个销售额超过26亿元人民币的企业，是他辛苦创业而来的，“从国外家族企业来看，只要有能力、有体力，可以慢慢退到后面去支持。”

　　交接班的“传子”逻辑

　　今天看来，郑秀康的交接逻辑，实际上在12年前就已经非常清晰。但总是要有一刻，郑秀康需要将所有的牌摊在桌子上，行使作为企业创始人和父亲的权力。

　　2010年，郑莱毅接受集团总经理的任职，意味着交接班第一步的正式完成。此前，郑秀康与女儿的沟通一直在进行。

　　作为父亲，郑秀康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有着细腻的情感，早年郑莱莉刚刚回到温州工作，经常晚上加班，他又不愿意让女儿一个人开车，担心有危险，于是常常在夜里打电话到办公室去，让女儿工作结束后等他开车去接。

　　但在交接班的问题上，他还是有着自己的想法——传给儿子。“在中国办家族企业，就应该这样，哥哥带妹妹，姐姐带弟弟”，这样的话，郑秀康屡次提及。

　　郑秀康坦陈，如果让他来提出解决儿子女儿在家族企业中的位置的问题，他不一定讲得出口。他采取了迂回的策略，“女企业家到了五十岁的时候，体力和能力都在走下坡路，但是男企业家在四十多岁时，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……”

　　善解人意的郑莱莉“接收”到了父亲的意思，她主动后退，开始负责上市工作，金融危机发生后，上市工作暂缓。她干脆退出鞋业部分，管起了投资。

　　郑莱莉干脆的决定，让郑秀康赞赏不已，这是他颇感自豪的一件事儿。他后来对女儿的评价是，“感受到父亲的压力重，要尽责任。”女儿“很聪明很实在”，知道“企业是以家族为主体的”。

　　“很多家庭不考虑到外部赚钱，尽想着在内部争权夺利。”他很庆幸，一儿一女组成了一个“好”字，“现在很多家庭有两个儿子或者两个女儿，不得已就会把企业拆成两半。”